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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村实体店地图: 陕西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谭家村介绍：
谭家村，位于阎良城区西约3.5公里处。北、东、南分别与龙游村、郑家村、聚宝村、慕郑村相连，西北部与三原县为邻。关中环线从村中横穿而过，土地平坦，交通方便。村委会设在谭家村七组。
　　 一、村组概述
　　 谭家村是阎良区第一大自然村，现有村民小组11个。至2010年底，有村民1045户，3788人。土地面积4.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000亩。
　　 谭家村的地形像个簸箕，东、北、西三面高，南面低。1961年下暴雨，谭家村被淹。解放前有“塬上上粪，谭家堡子扎囤”之说。村中老秀才李知经说：“谭家堡子是个‘落凤穴’，南为首，中为颈，北为腹，滩为尾，窑为趾。”意思是说，谭家村居民点像个落地斜卧的凤凰，南堡子(现9、10、11村民组)是凤凰的头，南北堡子之间的夹庄(现8组)是凤凰的颈，北堡子是凤凰的腹，张家滩(现1组部分)是凤凰的尾，北边的郭家窑(现5组部分)是凤凰的脚。
　　 谭家村的村民，绝大部分是山东高密、昌邑移民的后裔。山东高密县谭家营谭三木匠(谭清俊，原名谭际俊)举家三十余口于1897年来陕，次年在此建房定居。以后迁来的也以姓谭的居多，因此村名为“谭家堡子”。谭家堡子分南堡子和北堡子，南堡子又叫仁和村，北堡子又叫中和村。
　　 山东移民秉承了山东人憨厚耿直、勤劳俭朴的传统，到谭家堡子以后，大部分人先住 “半地屋”(就地挖深一米多，地上筑墙三尺余，上施木椽，苫草为房)，后住草房。前期移民全靠扛长工、打短工、纺织、吊挂面等维持生活。经过长期辛劳，省吃俭用，逐渐有所积蓄，始购田产，安家立业。
　　 谭家村的村民里还有部分湖北人，他们来陕的时间可能比山东人还要早一些，有人说是捻军入陕时遗留下来的，也有人说是从湖北经过商洛、镇安逐渐迁入的。这些湖北人住在村外，西有张家滩、陈家窑，北有郭家窑。
　　 抗日战争期间，河北、河南相继沦陷，少数河南人来村居住。谭家村的河南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河南洛阳一带偃师等县人，他们多以木工、建筑等手艺来陕谋生；另一部分是原河北省后来划归河南省的南乐县人，他们多是以吊粉条的手艺来陕谋生的。河南人散居于村中。这些湖北、河南移民的后人，都和谭家堡子的其他山东移民一样，说山东话。
　　 谭家村在清末民初，归临潼县相恭里管辖。1934年实行保甲制，谭家村属阎良镇第五保。1949年5月解放后，第五保改为阎良区第五乡，乡下设行政村，谭家村有5个行政村。1950年4月阎良区改为临潼县第九区，五乡改为中和乡，也称七乡。1956年区划调整，中和乡与聚合乡、阎良乡合并成立阎良乡。当年实现高级农业合作社，谭家村与相邻的郑家村及官刘村的吕家、 三义为一个高级社，即民兴高级社，下设九个生产队，其中谭家村设第二至第六生产队。1958年成立阎良大公社时，民兴高级社改为民兴大队，归阎良管区管辖。1961年划小基本核算单位，该村由阎良公社管辖。民兴大队将吕家、三义划归官刘大队，下余的分为中和大队(后改为谭家大队)和郑家大队。1963年，谭家大队又划分为谭东、谭西和谭南三个大队，生产队也由5个划小为11个。1968年，谭家的三个大队又合并为谭家大队，第九、十、十一生产队合并为第九生产队。1979年九队又重新分为三个生产队。分队前，九队共有783人，分开后，九队273人，十队246人，十一队264人。1984年3月，谭家公社改为振兴乡，谭家大队改为村，设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下辖11个村民小组。1987年8月随振兴乡划归西安市阎良区管辖至今。
　　 谭家村姓氏众多，除谭、孙、张三个主要姓氏以外，还有刘、李、王、高、范、毕、石、曹等数十个。现择其要者分述于下：
　　 谭姓分为三支。1898年谭清俊率家人自山东高密谭家营来陕，其后人主要分布于本村三、六、七、十、十一组；谭京伦支系居住于二、七组；谭正信支系居住于四、八组。
　　 孙姓分两个谱系。十一组孙姓系1898年同谭清俊一起来陕，原籍山东昌邑七里兰；其余孙姓主要居住于二、三、四、七组，系清末自山东昌邑孙家上疃迁来。
　　 张姓有四个谱系，均系清末自山东迁来。其中张述伦一支住一组，张聿贵一支住七组，张广文一支住六组，三支均来自山东高密羊羚乡张家村；张好志一支住三、七、八、九组，辈分排序为“宗、好、来、泽、久”，来自山东昌邑县南高阳街。
　　 李姓分三支。七组李姓系1909年李知经携家小从山东昌邑北孟镇东角兰村迁来；十一组李姓系1900年李传薪等自山东青州益都县大王堂村迁来；二、三、八组李姓从山东莱芜县迁来。
　　 刘姓1909年迁来。其中九组刘振邦、十一组刘振东一支来自山东昌邑北孟镇小南孟村；刘增利一支来自李各庄。两支均与乾隆年间著名宰相刘墉同宗，刘墉系第八世，谭家村的“振”字辈是第十八世。
　　 高姓，1908年高治勋、高步勋等携家人自山东昌邑太保庄北七里兰村迁来，居住于十、十一组。
　　 范姓，1906年自山东昌邑李家井迁来，另一支来自昌邑范家丘，居住于本村八、十组。
　　 王姓，1898年自山东昌邑曹戈庄迁来，居住十一组；
　　 曹姓清末自山东昌邑曹戈庄迁来，居住于五、六、八、十组。
　　 毕姓，1907年毕万全等携家人自山东昌邑北孟镇角兰村迁来，主要居住于五组。
　　 石姓，1900年自山东高密谭家营迁来，居住于六组。
　　 二、特色介绍
　　 【民国时期的织布业】谭家村在解放前是周围有名的富裕村，当时有一首民谣：“穷蒲家，富官路，不穷不富淄川堡(即今天的郑家村)，凤凰岭，出财主，西北银行谭家堡。”周围的人都知道，谭家堡是靠织大机布致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区生产的布匹运不到西北来。当时，民众穿衣需要布匹，抗日军队也需要布匹，再加上-对陕北边区的-，物资极其匮乏。谭家堡离陕北不远，又适逢咸铜铁路通车经过阎良，再加山东人勤学思变，思想比较开放，大机织布在该村逐步发展了起来。1 9 3 0年，张宗启讨账要回一部铁织布机的散件，后来给了张继修。张继修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复原了这台铁织布机，并试织成功。为了解决陕北边区的穿衣问题，当时管泾惠渠的王子龙鼓动谭德道从西安德记机器制造厂购进先进的大织布机，开始自织自卖。同时购进大织布机的还有曹占元等多人。那时土纺棉纱不足，就到西安等地购进洋纱，用洋纱线作经线，手工纺的线作纬线，织成白平布。后来发展成经线纬线全部用机纺纱。用机纺线作经纬线织出的白平布，幅宽二尺八寸，每张机子一天可以织一疋(10丈)多。每疋布赚钱大约折小麦5斗。在他们的带领下，谭家村几乎每户都购买了这种先进的织布机，一般家庭都有一至三台，大的户有三至五台，个别大户如谭德道、谭正信、孙和祥、曹占元等则有15～20台。最盛时期全村120多户，有织布机370余台。另外曹占元在三原还有50多台，谭德道在西安有30多台，范邦太在西安有50多台，孙刚在三原有40多台。
　　 随着织布机器和户数的增加，需要大量的棉纱作原料。以每台每天需要10斤棉纱计算，全村370台布机每天要消耗棉纱近两吨。这些棉纱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织布大户都和当时的军需局签订有合同，由军需局供给棉纱作原料，织成军用布后由军需局收购；二是织布户在阎良、大程的纱市购买由西安大华纱厂、蔡家坡申新纱厂、咸阳黄鹤楼纱厂的洋纱，或者购买一些当地农民手工纺成的土纱。
　　 要常年织布，就要有专人出外卖布、买纱、买颜料和其它用品。这样以来，织布不仅需要一定的资金，更需要大量的人力。由于用工很多，织布时都是全家人上阵，参与劳作，连老人和儿童也要从事辅助工作。人手不够，就要雇请帮工，雇一名帮工每年要付七八石麦子的工钱。据估算，当时全村约雇请帮工300人左右。
　　 布匹的销路主要有三条：一是按照与军需局签订的供需合同，将生产的军布交给军需局，领取加工费；二是一些织布大户在西安等地坐庄销售，当时西安的通济坊、民乐园都有谭家村人设的布庄；三是大部分织户生产出的布匹逢集时在阎良、大程两镇的布市上销售，顺便从纱市上买回棉纱。由于棉纱和布匹的交易日益兴旺，阎良的纱布市也由原来每旬两个集增加到四个，大程镇也由原来的一、六日逢会改为三、六、九逢会。这样，阎良、大程两个各距谭家村三四公里的集镇，每十天就有七个-日可以进行棉纱和布匹的交易。
　　 当时阎良镇有火车站，可以运输在阎良交易的棉纱布匹。为了解决大程镇的纱、布运输，咸铜铁路专门在距谭家村较近的官刘村设立了大程车站，谭家村人称为“小站”。
　　 为了支援陕北边区的抗日斗争，1943年，和陕北边区有联系的王子龙动员谭家村的曹占元、谭德道、孙和祥等从西安大华纱厂买出17件棉纱(每件40捆，每捆8斤)，加上他们生产的布匹，价值数万元，从西安火车站起运，直达铜川黄堡，然后转运陕北。
　　 日本投降前后，是谭家村织布业最鼎盛的时期。当时一走进谭家堡，到处都是一片织机声，就像进入一个宏大的织布车间，男女老少没有闲人。阎良有名的“牛刀客”张明轩来谭家村看了以后回去给村子里的人讲：“你看人家谭家堡子一片机子响，老的少的都有活干，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咱这里吃不好穿不好赶不上人家，净是懒毛病。成天尻子挨席面朝天，抽烟-谝闲传，就是不想干活，穷死活该!”
　　 随着织布等手工业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谭家村民对农业的投入也在逐步加大。首先是置买田产。这个时候谭家堡子周围的土地价已经升值很高，一亩地要十石小麦。近处买不到，就到别处买。当时北到富平，南到阎良的北屯、临潼的徐杨，西到三原的大程，都有谭家村的地，远的达数十里外。其次是购买大牲畜。老牛发展成骡马，特别以骡子为主，一户多的有五六头骡子，一般的是两骡一牛一套车。解放宝鸡的时候，谭家村支前，一次出动三匹骡子拉的大车28辆，共84头骡子。这个时候耕地都是双套犁，翻耕层深，地面平整。一般每年翻耕三次，以求保墒。再次是注意积沤肥，大部分户都养了猪，家家都有沤肥坑。村里当时有十几户粉坊，养猪更多。施肥时，一大车肥不挪地方，前后扒在地里，再向周围撒开。谭家堡子村民保持了山东人勤劳的特色，早上天不明男人就起来套犁，女人起来做饭，八九点钟左右送饭到地里吃。周围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谭家堡子早饭吃得早。由于精耕细作，深翻施肥，谭家堡子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叫麦客割麦，不敢说是谭家堡子的。一听说是谭家堡子的，麦客都不敢来，周围的麦客都知道谭家堡子的麦子长得特别好，苗密秆粗，有的旋窝倒，既费力又割得慢。叫麦客时只得说是阎良以西的，或大程东边的。麦客到地里一看，不下镰就要走，只得再加工钱，一般都得高出市价的一倍到三倍。据说孙智忠家的二亩场面有年打小麦近1000斤。那个时候都是旱地，这样的产量已经相当不错了。
　　 由于织布业的发展，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村内其它各业也发展起来。这个当时100多户的村子里就有小卖铺、粉坊、豆腐坊等数十家。杀牛的焦彦德每天杀两头牛都不够卖。还有专门杀猪供应村民的，李京城家杀猪，人称“架子上”，这个称呼一直流传至今。
　　 解放以后，村民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农业，谭家村的织布户逐渐减少，织布机也退出人们的视野。大炼钢铁时，所有铁织布机全部交公炼铁，自此，铁织布机在谭家村杳无踪迹。三年困难时期，谭家村人生活陷入困境。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人们重操旧业，又把多年未用的小木机安装起来，白天出工，晚上纺线，然后加夜班织成小土布，用自行车驮到北山，换回粮食以救急。这是谭家村织布业的第二次兴盛，但与上次已经无法相比了。
　　 【榨油业】自1962年起，谭家村开始恢复经营工副业的传统，1965年后，各个生产队都开设了油坊。当时农村都有棉花种植任务，这些油坊以加工棉籽油为主。一开始是传统的榨油方式，后来有了直接将棉籽榨成油的机器，先把棉籽剥壳，除去棉籽表面的绒毛，然后就进机器压榨。群众把这种榨油方法叫作“生拔毛”。由于这种油中含有棉酚，食用后会中毒。后来改进了生产工序，给“生拔毛”的油中加入火碱，经过提炼除去棉酚，就可以安全食用了。
　　 榨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谭家村的支柱副业，各生产队都派人出外广揽棉籽拉回榨油，远涉方圆近百里。一方面榨油可以收取加工费，这是当时生产队主要的副业收入；另一方面榨油后的油渣又是很好的肥料和饲料。那时候，社员吃油都有严格的指标控制：棉花种植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的30%，而且亩产达到50斤以上的生产队每人每年允许分配二斤油；只达到一个指标的，每人每年吃油一斤半；两个指标均未达到的，每人每年吃油一斤。谭家村由于有油坊，付完对方油后多少还有些剩余，村民吃油的标准往往要高于附近的村子。
　　 【服装业】1980年，杨斌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对市场的把握，试办服装厂，后定名为时新服装厂。1982年，吴秀云成立了新颖服装厂。改革开放后解放了生产力，农村有大量妇女忙完农活后无事可做，急需寻求打工以增加收入，服装厂刚好适应了这种需要，接收和安排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起初生产的服装，主要在周边国营商店代销，后来发到西安等地代销。1984年以后，随着康复路批发业的兴起，谭家的服装开始在康复路直接设摊销售。
　　 加工销售服装的生意非常辛苦。每天早晨五点钟左右，要把衣服运到公路边上，装到公共汽车上，跟车到西安，再用人力车运到康复路，在露天市场批发。下午，还要到文艺路市场买好布料、配件等物品后，再坐车返回。晚上，既要检查、熨烫、装袋、打包新加工的成品，还要安排第二天的活路，一般都要忙到深夜。常年周而复始，超负荷劳作，一般人很难承受。就这样，谭家人以自己的吃苦精神和聪明才智，终于在康复路站稳了脚跟，打开了销路，占有了市场。一家又一家的服装厂迅速发展起来，很快成为谭家村的支柱产业。至2000年前后，全村已有服装厂十数家，从业人员千人以上。
　　 随着服装产业的发展，生产条件和加工能力也在不断改变，服装厂都购买了先进的电动缝纫机。这种缝纫机速度快，做成的衣服平整漂亮，针码标准统一。后来各家服装厂又都买了汽车，再不用等车拉货。每天早晨自己开车拉货去西安，下午拉回第二天所需的材料。后来谭家人在康复路上也拥有了自己的门面、柜台和摊位。
　　 与服装配套的加工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各种单色及套色的印花在村内即可完成。2000年前后，别处还很少见到的电脑绣花机及制版系统进入谭家，最多的时候达20多台。这种绣花机速度快，所绣花型标准漂亮，每台机子每天可加工数百件，大大提高了服装的质量和产量。
　　 谭家服装生产的特点是紧盯市场需要，反应迅速，产量高。谭家服装厂的生产者发现市场流行的式样后，只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就会组织加工出大批这种式样的服装推向市场。日生产能力可达两万件以上。目前生产的品牌多达10余种。服装的销售渠道也日益畅通，呼和浩特、兰州、济南、侯马等地，都有专门批发谭家服装的店铺，有的还远销到过俄罗斯。在康复路，陕西当地能与外地服装制作加工业抗衡的企业为数不多，谭家服装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多年不败。
　　 服装产业的发展，吸引和接纳了本村及周边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还带动了一批直接或间接为服装服务的产业。最多的一年，这些服装厂总共支付工人工费近千万元。服装厂也从中受益，逐步发展壮大。
　　 这些服装加工户致富后，还积极投入公益事业，积极捐款修路、建校、扶助贫困家庭、安排困难户就业。服装厂老板杨斌被选为西安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吴秀云则为多届阎良区政协委员。
　　 2000年，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对谭家的服装生产做了跟踪报导。同年，西安市市长冯煦初专门到谭家视察服装业的发展状况，推动了谭家服装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三、文物古迹
　　 【古城堡】民国初年，渭北悍匪横行，骚扰乡里，为了保卫村民安全，北堡子以谭清俊、张宗启、张宗善、张宗杰等为主，南堡子以王明德、孙学敏为主，组织村民于1917年修筑城墙。修筑城墙按人口和地亩摊工，不能出工的出钱雇人，阎良东面的山东村子刘家村、金佛寺都曾有人来此做过工。
　　 谭家堡子的城墙高5米，上宽约3米，底宽5米左右，周边总长数千米，主要以黄土堆积夯打而成。据老人回忆，修城墙时就地挖土，用人工把土堆积到需要的部位，然后用人踩，牲口踏，牛拉碌碡碾，用木椽打边。随着城墙的增高，把土运到城上日益困难。村民们就伐木做梯，往上送土的时候一手扶梯，另一手提着装满土的筐子攀援而上，每日往复无数次。据说到后来竟举重若轻，人们上下梯子行走如飞，如履平地，百斤土筐轻而易举便可运到城上。
　　对于一个当时仅有七十户左右的村子来说，完全由人工修筑如此规模的城墙，堪比愚公移山。耗时三年，城墙修竣。北堡子的城墙较大，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300米，上面可通行，有女墙。下有东西城门各一座，筑有门楼，安装木制大门。城墙外有宽4米，深2米的城壕。南堡子的城墙较小，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有南北城门各一座。城墙修好后，晚上在固定时间关闭城门，轮流打更巡夜，值班看护。谭家堡的城墙1958年前后拆除，作肥上田。
　　 【李知经家书】 这是山东移民来陕的一件重要文物，对研究当时阎良的行市、农业、教育提供了宝贵资料。李知经，字蕴真，为邑庠生。李的先世是陇西人，后迁到山东高密县新庄。金末又迁至山东昌邑之角兰村。1909年春，李知经携妻小迁居阎良镇谭家堡，同年五月初二给家里写信报了平安。到了秋季，李知经又给母亲写了这封信，告知家人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表达了他对亲人的思念。此信当时已请别人捎回老家。解放后，山东的亲属又将该信寄回，由李善光收藏至今。信为黄麻纸，全文626字，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
　　 四、教育简史
　　 谭家村村民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家里再穷也要坚持供孩子上学读书。1909年，老秀才李知经、李象环父子在村里教授学生14名。 民国初年，这个当时仅有七十户的村子里，就有5名大学生、12名中学生、数十名小学生。1924年村里办起了“荆南小学”，1929年因旱灾停办。1939年，谭德道捐地6亩，办起“五保第一国民学校”。1947年，张觉民、李家松、高发堂将原保学办成完全小学，原校改名为“阎良镇第三中心国民学校”。当时有5个班，学生110人，教员5名。北堡子信奉安息会的信徒后来还办有一所高级小学，有学生50多名，教员3名。解放后，第三中心国民学校改名为“阎良区第二完全小学”。谭家公社与阎良公社分开以后，该校成为谭家公社中心小学，1984年改为振兴乡中心小学。1995年底，有12个教学班，教职员工28人，学生457人。1997年，校舍下陷，已不可用，村上筹划重建，第二年新校建成。除新建教学楼外，还对门楼、地面、围墙等全面整修，校园环境大为改观。现有学生364名，教职工48名。
　　 五、本村人物
　　 李传芳(1882～1950) 字仁先，谭家村十一组人。幼时家境贫寒，兄弟六人，家中养活不起，他被财主家用两斗糠换去。他16岁时回家，再次上学读书。因聪明勤奋学习成绩突出，被英籍教师看中扶持他继续上学。山东齐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在西安“三秦公学”教学。其学生有武伯伦、王福成等。三秦公学因培养革命学生被查封后，他又在华县咸林高级中学教理化和数学。1929年任青海省乐都县中学校长。1939年回咸林高中教学。以后又在三原县大程镇福音村崇美中学教学。1950年病故。
　　 范文道(1898～1925) 谭家村十组人。幼时家贫，靠家人纺线织布供他上学。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曾在广东农民 运动讲习所、广东韶关讲武堂学习。回陕后，在家乡创办“荆南小学”，实行新式教育，组织农会，播撒革命火种。他利用学校和农会，积极实行妇女放脚、禁烟禁赌等十四件事。1924年，组织农民 运动，烧了栎阳镇的北门。官府派人缉捕他，他逃到福音村崇美中学教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的学生有武伯伦、刘美清、王福全、李树芳等，这些人以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执政当局杨汉臣监视他的行动。范文道对杨的卫兵进行革命教育后，卫兵思想转变，杀死了杨汉臣。当局以为是进步学生杀的，抓了几个进步学生严刑拷打。卫兵不忍心学生被拷打，挺身而出说人是他杀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冤枉学生。结果当局放了学生，卫兵被杀。范文道看到自已经暴露，遂找到许权中参加了刘文伯的队伍，担任排长、副团长等职。1925年范被暗杀，年仅28岁，崇美中学二三百名学生为他送葬。
　　 谭肇明 原名谭正道，生于1900年，谭家村四组人。早年就读于上海美立三育中学。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专门部数学科，两年后肄业。1924年经于右任介绍入黄埔军校，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生。毕业后，在陈炯明兵变时任孙中山的侍卫，深得孙的赏识，后遭他人暗杀。谭的二儿子谭文明1939年从陕北边（本文地名介绍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